佛教茶俗几个问题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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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庶自有消渴甚，茶佛一味不解缘。”

在中国茶文化史上，佛教僧侣种茶、制茶、饮茶并研制名茶，为中国茶叶生产的发展、茶学的形成、茶道的普及作出了特殊的贡献。虽然学术界对此已有探讨和介绍，但还有相当多的学术空白点，也有的语焉不详甚至说法不确。

本文对佛教茶俗的几个问题提出初步的意见，以期廓清某些糊涂含混或并非准确的流行意见，以求进一步正确认识佛教茶俗在中国茶文化史上的影响和地位。

一、佛茶起始

中国是茶叶的原产地，是最早发现和利用茶叶的国家。中国浩繁的古籍中，茶的记载不可胜数。当然，茶叶的发现和利用是一个漫长的历史，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虽然佛教僧侣对茶的利用有不可磨灭的功勋，但有论者认为“佛门茶事盛于中唐，大约比世俗茶事早个几百年”（《中国茶道》），则难说是公允之论。

其实，“世俗茶事”比起“佛门茶事”的历史要久远得多。唐代陆羽在《茶经?六之饮》中说：“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神农氏约生活在公元前28世纪，西周从公元前I1世纪开始，东周从公元前8世纪开始。虽然“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神农本草经》）仅是传说，但西周东周则为有确切纪年的信史，起码证明在战国之前人们对茶已有相当的了解。据说为周武王辅臣周公旦所作的《尔雅》，则有“槚，苦荼”的记载。常璩《华阳国志》记述，远在三千年前周武王伐纣时，巴蜀诸国就把茶叶作为贡品。公元前59年，西汉王褒所撰《僮约》中有“武阳买茶”和“烹茶尽具”的记录，说明当时茶叶已成为商品在市场上买卖，家庭置备饮茶专用器具，饮用方法是烹煮。

而所谓“佛门茶事盛于中唐”，则明显与“世俗茶事”的出现不能相提并论。不过，“佛门茶事”的起始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不可能出现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佛教最早传入中国内地的准确年代说法不一，且多属想象臆断。其中最主要有两种说，一是东汉明帝永平十年传入，即为公元67年；二是西汉哀帝元寿元年时传入，即为公元前2年。综合两种说法，则佛教的初传当在两汉之际，约公元一世纪时。所以，佛门茶事的出现，不可能超越这一时期。第二，佛门茶事盛于中唐，但最早记载见于晋朝。东晋怀信和尚的《释门自竟录》有文云：“跌足清谈，袒胸谐谑，居不愁寒暑，唤童唤仆，要水要茶。”《晋书?艺术传》又载：敦煌人单道开在邺城昭德寺修行，于室内打坐，平时不畏寒暑，昼夜不眠，“常服小石子，所服药有松、桂、蜜之气，所饮茶苏而已。”《释道该说续名僧》载：“宋释法瑶，姓杨氏，河东人。永嘉中，过江遇沈台真君武康小山寺，年垂悬车，饭所饮茶。永明中，救吴兴，礼致上京，年七十九。”北魏定都洛阳城，《洛阳伽蓝记》多有在寺院饮茶的记载。可见，南北朝时随着佛教的进一步流传发展，寺院饮茶已很普遍。

当然，佛门茶事至唐代更为兴盛，并为饮茶形成“比屋之饮”，风靡北方，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常为人们征引的是唐代封演《封氏闻见记》的记载：

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

“开元”为唐玄宗当政之际，历时29载，即公元713年至741年。唐代崇尚佛教，这位降魔师属于禅宗北派六世祖神秀的弟子。神秀与南派大师慧能虽同为禅宗五祖弘忍的得意弟子，但与南派提倡顿悟自性不同，却开创渐修之说，使禅宗有所谓“南顿北渐”之分。降魔禅师遵奉神秀遗教到灵岩寺弘扬佛法，他实行循序渐进的坐禅方法，使僧众不吃晚餐，并延迟睡眠时间，几年内“学者云集”（《五灯会元）)。渐修禅悟，饮茶提神成了重要辅助手段。

需要指出的是，上引唐代封演《封氏闻见记》对于饮茶的发展演变有完整的表述。尤其值得注意的：一、在“开元中”之前的文字为：“茶早采为茶，晚采者为茗。本草云：‘止渴，令人不眠。’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二、“遂成风俗”后接着叙述：“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三、该节文字对于唐代陆羽也有介绍：“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统笼贮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有常伯熊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四、该节文字最后对唐代之前的饮茶进行了回顾：“吴主皓每宴群臣，皆令尽醉。韦曜饮酒不多，皓密使茶茗以自代。晋时谢安诣陆纳，纳无所供办，设茶果而已。按此古人亦饮茶耳，但不如今人溺之甚，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往年回鹊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亦足怪焉。”如果全面领会《封氏闻见记》的论述，很显然降魔禅师倡导饮茶，给北方人带来新奇的兴奋，简单易行的煮饮方法自然能很快传开，对北方民间饮茶习俗的养成影响很大。因为在谈泰山茶事之前，即已说得十分明确：“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后又反复追叙“古人亦饮茶耳”。而且，还进一步指出降魔禅师饮茶之法影响所及：“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邹指今山东费、邹、滕、济宁、金乡一带，齐指今山东淄博一带，沧即今河北沧州、天津一带，棣为今山东惠民一带，京邑则为今陕西西安。这些区域，均属北方。由于陆羽撰写《茶经》并且画图推广，另又有我们至今尚不清楚其生平的善煎茶者常伯熊的参与，才使“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与口耳相传比较，文字的传播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其影响力自然大得多。更何况，降魔禅师事在“开元中”（ 713 - 741年之间），而陆羽虽然生平尚不了然，但约为733一804年则大体不错，约于“安史之乱”后的765年左右完稿的《茶经》，曾被竞相传抄，后于建中元年（780年）付梓。如此说来，即使从茶事兴盛的时间来看，佛门也不可能比世俗“早个几百年”。

我们这样看待，丝毫也不会贬低降魔禅师在饮茶方面的作用和地位。而且，灵岩寺的饮茶方法，经过佛法交流还东传到日本。开元年间，印度佛教密宗传入中国，灵岩寺成为密宗重地。据袁爱国的《泰山茶文化》介绍，贞元年间（785 - 804 ），日本天台宗开山大师最澄来到灵岩寺，从顺晓法师学习密教并接受灌顶。日本真言宗开山大师空海也至灵岩礼佛。灵岩僧人的饮茶习俗，即最先由二位大师带回日本，在日本僧众中形成晨诵后围坐喝茶的清规，称“一味同心”。此后影响世俗，成为富有禅宗精神，以“和、敬、清、寂”为旨的日本茶道。

二、“和尚家风”

道士饮茶源起于将茶当了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那么，僧人饮茶的起始目的是什么呢?前引唐朝《封氏闻见记》泰山灵岩寺降魔师事，是僧人将茶当作疗饥汤、防睡药，吃了茶可以整夜支楞楞睁眼打禅。但是，有佛教研究者对此提出异议。

天皇道悟禅师云：“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但尽凡心，别无圣解”（《五灯会元）卷七)，是极是极!既是放旷，又是凡心，想来降魔师大兴禅教定不是真禅，禅僧饮茶定不是为“不寐”，若是作困时醒药，定昨真茶禅，若是真茶禅，定昨作困时药。

其实，僧人也是肉胎凡身，再放旷的僧人坐禅久了也要打磕睡。由于饮茶具有清心寡欲、养气颐神、明目聪耳、沁人心肺的功能，茶最早也是作为健身养身必备之物的。

饮茶能延年益寿，祛病除疾，唐代寺院多有记载。唐大中三年（849），东都一僧年一百二十岁。宣宗向他服什么药如此长寿?其僧称：“臣少也贱，素不知药，性本好茶，至处唯茶是求，或出亦日遇百余碗，如常日亦不下四、五十碗。”于是，宣宗特意赐茶50斤，命居保寿寺，将其饮茶处所命名为“茶寮”。（钱易《南部新书》）

所以，茶的养生功能为僧众信服。有一个病了三年的僧人，仍然“茶烟熏杀竹”（姚合《病僧》），嗜茶不已。江山寺一僧，更是“九年吃茶粥，此事少人知”（贯休《送僧入五泄》）。兴国寺上座号宪超病危，“绝粒罢食”，却难舍茗，“唯茶与乳”（《金石萃编》卷一0七）。唐代着名诗僧齐已的《咏茶十二韵》，有“嗅觉精新极，尝知骨自轻”之句，其用典出于陶弘景《杂录》：“苦茶轻身换骨，昔丹丘子黄山君服之”。原来，僧人和道士对茶叶功效的理解，颇有相通之处。为此，唐代寺院与茶关系极为密切，以茶养生，以茶供佛，以茶译经，以茶待僧，以茶馈赠，以茶应酬文人，以茶招待俗人，比比皆是。僧人用茶的来源，有天子赐予，有俗人布施，也有僧人自种等多种渠道，以至于后世有“天下名山僧占多，名山之上出名茶”的习说。

“茶烟袅而乳窦飘香，惮悦味而虚实生白，实释门之盛事，为信史之美谭!”（朱遵度《栖贤寺碑》）到了宋代，饮茶更成了禅寺“和尚家风”。

《五灯会元》卷九资福如宝禅师条下载：“问：‘如何是和尚家风?’师曰：‘饭后二碗茶。”’仰山慧寂禅师语录，有偈语曰：“滔滔不持戒，兀兀不坐禅，酽茶两三碗，意在镬头边。”既不持戒，又不坐禅，为什么喝那么三碗两盏醉茶呢?仿佛三碗茶下去，只要在静默中仔细回味，齿颊间茶叶留下的馥郁浓香，就可以体味出澹泊自然、自觉自悟之意，好不快活如涅盘上了极乐世界。前代僧人也曾透露出关于“三碗茶”的妙语，善于烹茶、多咏茶之作的唐代着名诗僧皎然，其《饮茶歌诮崔石使君》赞叹剡溪茶的清秀隽永，就说“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

其实，僧人所饮又何止“三碗茶”呢?《景德传灯录》卷二六记载：“晨起洗手面盥漱了，吃茶，吃茶了，佛前礼拜，归下去打睡了，起来洗手面盥漱了吃茶，吃茶了东事西事，上堂吃饭了盥漱，盥漱了吃茶，吃茶了东事西事。”明代乐纯的《雪庵清史》开列了居士每日必须做的事，其中“清课”有：“焚香、煮茗、习静、寻僧、奉佛、参禅、说法、作佛事、翻经、忏悔、放生”等等。煮茗居然跑到第二位，把奉佛、参禅都移到煮茗之后。

可以说，寺院之中整天离不了茶，饮茶成了禅寺的制度之一，成了僧众的重大生活内容，并逐渐形成了一套肃穆庄重的饮茶礼仪。寺院中专设“茶堂”，供寺徒们辩说佛理，招待施主佛友，品饮清茶的场所。寺院法堂的左上角设有“茶鼓”，按时敲击召集僧众饮茶，所谓“春烟寺院敲茶鼓，夕照楼台卓酒旗”（宋?林通《西湖春日》），正描绘出茶鼓声下寺院幽寂苍远的意态。禅僧坐禅时，每梵完一枝香就要饮茶，以便提神集思。寺院有“茶头”，专事烧水煮茶，献茶待客。有的寺院门前还有“施茶僧”，为游人惠施茶水。佛教寺院的茶，称为“寺院茶”。 供奉佛、菩萨、祖师时，这道茶称为“奠茶”。在寺院一年一度的挂单时，要按照“戒腊”（即受戒）的年限先后饮茶，这道茶称作“戒腊茶”。平素住持请全寺上下僧众吃茶，称作“普茶”。尤其是佛教节日，或朝廷钦赐丈衣、锡杖之时，往往都举行盛大的茶仪。

三、“茶禅一味”

“和尚家风”的实行，把佛家清规、饮茶谈经与佛学哲理、人生观念都融为一体。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茶禅一味”之说应运而生，意指禅味与茶味是同一种兴味，品茶成了参禅的前奏，参禅又成了品茶的目的，二位一体，水乳交融。

为了撰写《中国茶叶大典》中的“茶禅一味”条目，我曾翻阅了一些权威的工具书和佛学、茶文化着作。《辞海》、《辞源》、《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农业百科全书?茶业卷》、《中国茶酒辞典》、,《宗教词典》、《佛教文化辞典》等，都没有列入该条目。即使有的工具书或其它着作涉及此语，也大多出处不甚了然，或是明显出错。《中国茶学辞典》（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10月第1版）列入“茶禅”条，仅为一句话：“佛教提倡饮茶坐禅，过午不食，称为‘茶禅’。”《中国茶文化辞典》（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6月第1版）则列“茶佛一味”条目，洋洋洒洒400来字。特全文照录如下：

[茶佛一味]民间俗语，谓佛教与饮茶关来密切，因其大力提倡，民间饮茶习俗得以进一步传播和普及。六朝时，佛教盛行，僧徒修持须坐禅，长久盘足静坐极易疲劳困倦，须饮茶清心提禅；且佛教禁绝饮酒，故茶便成为寺院中日常理想的饮料，渐渐得到普及。许多寺院曾先后开辟茶园，种植和制作名茶，现在我国的许多名茶，如四川蒙顶、黄山毛峰、庐山云雾、天台华项、普陀佛茶、江苏洞庭碧螺春等，最初都产于寺院。寺僧的广泛饮茶，对于民间及海外的饮茶风俗产生了极大影响。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南人好饮之（茶），北人初不多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餐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饮茶风气由南而北，由寺院而更延民间，遂成为普遍的习俗。随着佛教传入朝鲜，饮茶之风也带到朝鲜寺院并进而流行于民间。我国茶叶虽早在汉代即传入日本，但直到宋代，由于日本来华僧人带回中国寺院的一套饮茶方法，饮茶才由禅门逐渐普及民间，形成一种全国性的习俗。

很显然，“茶佛一味”与“茶禅一味”虽是一字之差，但却不能等同，而且也没说明“俗语”出处及内涵。不过，凡所释“茶禅一味”者与此大同小异，故录于此，以见一般。

根据目前已知的材料，“茶禅一味”作为固定词组的成型有一个发展过程。这一禅林法语，与“吃茶去”的佛家机锋语有着内在的联系。“吃茶去”出自唐代名僧从谂，由于从讫禅师常住赵州观音寺，人称“赵州古佛”。赵州主张“任运随缘，不涉言路。”学人问：“如何是赵州一句?” 他说：“老僧半句也无。”关于“吃茶去”这一公案，《五灯会元》卷四有较详细的记载：

一人新到赵州禅院，赵州从谂禅师问：“曾到此间么?”答：“曾到。”师曰：“吃茶去!”又问一僧，答曰：“不曾到。”师又曰：“吃茶去!”后院主问：“为什么到也云‘吃茶去’，不曾到也云‘吃茶去’?”师唤院主，院主应诺，师仍云：“吃茶去!”

赵州三称“吃茶去”，意在消除学人的妄想分别，所谓“佛法但平常，莫作奇特想”。据说，一落入妄想分别，就与本性不相应了。

禅宗常讲“平常心”，何谓“平常心”呢?即“遇茶吃茶，遇饭吃饭”（《祖堂集》卷十一），平常自然，这是参禅的第一步。禅宗又讲“自悟”.何谓“自悟”?即不假外力，不落理路，全凭自家，若是忽地心花开发，便打通一版新天地。“唯是平常心，方能得清净心境，唯是有清净心境，方可自悟禅机。”（葛兆光《佛影道踪》）因此，清代湛愚老人《心灯录》称赞：“赵州‘吃茶去’三字，真直截，真痛快。”黄龙慧南禅师也有褐云：“相逢相问知来历，不拣亲疏便与茶。翻忆憧憧往来者，忙忙谁辨满瓯花。”

后来，丛林中多沿用赵州的方法打念头，除妄想。例如，杨歧方会，一而云：“更不再勘，且坐吃茶”，再而云：“败将不斩，且坐吃茶”，三而云：“柱杖不在，且坐吃茶。”又如，僧问雪峰义存禅师：“古人道，不将语默对，来审将甚么对?”义存答：“吃茶去。”再如，僧问保福从展禅师：“古人道，非不非，是不是，意作么生?”从展拈起茶盏。还有，人称“百丈（道恒）有三诀：屹茶、珍重、歇。”（均载《五灯会元》清代康熙年间，着名法师祖珍和尚为僧徒开讲说：“此是死人做的，不是活人做的。白云惩么说了，你若不会，则你俱是真死人也，立在这里更有什么用处，各各归寮吃茶去。”(《石堂偈语》）。清代杨烨《游弁山资福寺呈霞胤师》诗云：“赵州茶熟人人醉，卧听空林木叶飞。”至今杭州龙井附近，悬有古楹联：“小住为佳，且吃了赵州茶去旧归可缓，试闲吟陌上花来。”总之，饮茶不仅可以止渴解睡，还是引导进入空灵虚境的手段。无怪乎，中国佛教协会主席赵朴初先生1989年9月月9日为《茶与中国文化展示周》题诗曰：

七碗爱至味，一壶得真趣。

空持千百揭，不如吃茶去。

着名书法字启功先生也题诗：“赵州法语吃茶去，三字千金百世夸。”

不过，“茶禅一味”法语的定型，还与中日文化交流有关。南宋乾道年间（1165 - 1173年），日僧荣西来华，返回后将中国禅寺的饮茶方法带去日本，并着《吃茶养生记》。他将饮茶与修禅结合起来，在饮茶过程中体味清虚淡远的禅意。据赵朴初题签、李明权着《佛学典故汇释》（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版）释《茶禅（赵州茶）)条载：‘旧僧珠光访华，献‘学于着名的克勤禅师。珠光学成回国，克勤书‘茶禅一味’相赠，今藏日本奈良大德寺中。”言之凿凿，却是独证。因与作者无法联系，故录此说，盼知之者告我。我曾就所言克勤所书询问日本、韩国和港台地区的茶人及几位佛教研究者.均不得知其详。

而且，此说颇使人生疑：“日僧珠光”即被称为日本“茶道之开山者”的村田珠光。他生于公元1423年，逝于1502年，相当于中国的明代年间。而“着名的克勤禅师”则号圆悟，又号佛果，溢号真觉，有《圆悟佛果禅师语录》二十卷和《碧岩录》等传世。他生于公元1063年，逝于1135年，为中国宋代高僧。珠光晚几年，怎么可能“就学于”克勤禅师呢?克勤又怎么可能“书‘茶禅一味’相赠”呢?《日本茶道文化概论》（东方出版社1992年11月出版）有一段话似可解答这个疑团：

当时，崇拜一休禅风的人很多，珠光也是其中之一。珠光跟一休参禅，得禅之教外别传，并从一休处获得了印可证书—圆悟的墨迹。团悟克勤是中国宋代的禅师，着名的《碧岩录》的着者。这一墨迹后来成为茶与禅结合的最初的标志，成为茶道界最高的宝物。

珠光得到这幅印可证的墨迹以后，把它挂在茶室里最重要、最显着的位置—壁龛里。人们走进茶室时，要在墨迹前跪下行礼，表示对圆悟的敬意。并由此表明草庵茶的宗旨是与禅宗的思想相通的.茶与禅是同一的。珠光的这一举动开辟了禅茶一味的道路。由此，他被确立为日本茶道之开山。

这本书的作者滕军是在日本取得博士学位的留学生，《日本茶道文化概论》“是她对日本茶道独特探入研究的成果”（日本?山田敬三教授语），并经日本茶道里千家家元千宗室博士审订。这本书的记述入情入理，值得特别注意。不过，该书的圆悟墨迹影印很不清楚，但洋洋洒洒数百字，也并非仅书“茶禅一味”却是了然的。虽然本书没有将“茶禅一味”法语定型的发明者指出来，但却表明“茶禅一味”的思想来自于中国。从此，日本则有类似“茶禅一味”的说法。如山上宗二云：“茶道是从禅宗而来的，同时以禅宗为依归。”《山上宗二记》)泽庵宗彭曰：“茶意即禅意，舍禅意即无茶意。不知禅味，亦即不知茶味。”（《茶禅同一味》）。

总之，“茶禅一味”源于悠长独特的中国茶文化，其真髓是茶与禅在精神上的相通、都重在清远、冲和、幽静的化境，饮茶有助于参禅时的冥思、省悟，体味出澄心静虑和超凡脱俗。

四、佛门茶礼   

在中国这个千古礼仪之邦，茶的礼仪世代相传。不仅宫廷官府、平民百姓极为重视，连跳出尘世之外的佛门也不例外。佛门茶礼多表现于敬佛、佛事和敬客之时。

在庄严肃穆的庙堂，每日都要在佛前、祖前、灵前供奉茶汤，请佛保佑，整天飘扬着茶的芳香。此俗在唐代就已开先河，开成六年（841）大庄严寺开佛牙供养，“设无碍茶饭”（《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多宝寺老僧烹茶，也“先供佛祖散”(吕从庆《游多宝寺》）。从元代，德辉禅师《救修百丈清规》起，寺院中还把民间的祭祀活动和自己的佛事活动相互沟通起来，不仅每年在诸佛、菩萨的忌日作道场，举行祭祀仪式，而且将祭祖与祭灶这两种民间自古以来就形成的风俗也列入寺院的祭祀活动。在这两项独特的祭祀中，寺院也万万离不开茶叶。

汉族寺院中，尤其是禅院，大都设有祖师堂。一般祖师堂所供的祖师有三位，一位是本宗创始人，如禅宗的达摩、慈恩宗的玄奘等；一位是对本宗的创立建有重大功德的僧人，如天台宗的智顗、禅宗的怀海等；还有一位则是本寺院的建立者。王景琳的《中国古代寺院生活》较为洋细地介绍达摩祖师忌日前一天，即十月初四日就开始的禅院祭祖礼俗：

祭祖礼仪形式比较简单，无昨烧香、跪拜、供茶、诵经等，但却要反复地、一次次地进行。当日晚课之后，钟头撞响大钟三声，众僧集于祖师堂，首先由住持向祖师土香、行礼、供茶、接着众僧向祖师行三跪拜礼，并跟着维那念诵、做回向。第一遍祭祖就算结束了。第二遍祭祖在东钟鸣响之后举行，这一次主要是到祖师堂诵经做法享，全寺僧众及仆役同到达摩像前参拜。第三遍祭祖是在第二天，即十月初五早课后，钟头将再次鸣响大钟三声，于是众僧再回到祖师堂，还是先由住持上香、上汤、上粥、上茶，维那则唱三次“奈麻香云盖菩萨摩诃萨”，众僧齐和三次，又一次唱诵起《楞伽阿跋多罗宝经》，接诵《变食咒》十四遍，《甘露咒》、《普供咒》各三遍。最后由维那将达摩祖师创立本宗的丰功伟绩叙说一番，全寺僧众向祖师三拜，祭祖仪式即告结来。到来年的十月初四日、初五日，只需如此重演一遥，就算是对祖师的祭祀。

可见，在祭祖礼仪形式的四个环节中，“供茶”是其中重要而又必不可少的环节。而寺院祭灶时，供品除了水果、素食外，还要敬献香茶。茶叶在寺院礼佛中，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

茶不仅在僧人们的修行过程中有助于坐禅、谈佛，从茶中去体悟禅机，而且具有融洽寺内僧众关系，联络上下僧众感情，促进各方僧众合作的神奇妙用。尤其在一年一次的“大请职”期间，一道道茶状，一次次茶会，更能体现茶在礼俗中不可或缺的独特作用。《中国古代寺院生活》对此有较为详细的介绍，我们不妨复述一遍：

当新的两序职事僧确定之后，住持要设茶会请新旧两序职事僧与会，借以对卸任的职事僧表示感谢，同时希望在新的一年里与新的职事僧通力合作，还要为之“鸣鼓讲茶礼”。次日早晨，住持要特请新上任的两序第一职位，也是寺院中除住持外地位最高的僧人—首座饮茶。住持请新首座饮茶，有特定的礼仪形式，一般事先由住持侍者写好茶状，其作用相当于请人赴席的请柬，书写格式大致是：

堂头和尚今晨斋退，就云堂点茶，特为新命首座。聊旌陈贺之仪。所请诸知事，大众同垂光伴

今月X日侍司某敏白

新首座接到茶状，按照习惯，应先拜请住持，然后由住持亲自送其入座，并为之执盏点茶。

首座受过住持茶礼后，次早也要邀请寺内其他职事僧及僧众饮茶。不过，新首座请僧众饮茶，事先要征得住持批准，否则便有笼络人心之嫌。首座请茶也要写茶状，并派人交与茶头，张贴在僧堂之前，然后挂起点茶牌，待僧众齐集云堂，新首座也要亲自为众人一一执盏点茶。

禅门清规还把日常饮茶和待客方法都加以规范，元代德辉禅师所着的《百丈清规》对出入茶寮的礼仪、“头首”在僧堂点茶的过程都有详细记载。虽然寺院中来客必上茶，但因客人身份不同，茶也有档次高低之分，如何上茶，上什么茶，都是颇有讲究的。

据《蛮瓯志)记载：觉林院的僧侣，“待客人惊雷笑（中等茶），自奉以置带草（下等茶），供佛以紫茸香（上等香）。盖最上以供佛，而最下以自奉也。”各地寺院的通例，一般普通宾客到寺院，都是由知客迎进客堂上普通之茶；倘若客人有所施舍，再进一步请入茶堂品茶；倘来客很有地位或是寺院的大施主，往往都由知客引进方丈由住持陪同饮茶，这是寺院中以茶待客的最高礼节，这道茶多是寺院中最好的茶。

五、“径山茶宴”

中国对于日本寺院茶影响最大的，一是唐代陆羽的《茶经)，一是以兼具山园风味与禅林高韵而闻名中外的“径山茶宴”。

径山位于浙江余杭，属天目山脉。这里山峦叠障，流水潺潺，古木参天。唐太宗贞观年间（ 627-649 ），僧人法钦偶遇此山，爱其秀丽奇拔，留恋不已，后在此创建寺院。唐太宗诏至阙下，赐他为“国一禅师”。法钦特在寺院旁植茶树数株，采以供佛，不久茶林便蔓延山谷，鲜芳殊异。径山寺自此香火不绝，僧侣上千，并以山明、水秀、茶佳闻名于世，享有“三千楼阁五峰岩”之称。宋政和七年（1117），徽宗赐寺名为“径山能仁禅寺”。南宋开禧年间（1205一1207），宁宗亲笔赐额“径山兴圣万寿禅寺”，后改为“径山香林禅寺”。清高宗乾隆时，又定名为“径山兴圣万寿禅寺”。因此，自宋代起，径山寺遂有“江南禅林之冠”的誉称。

径山是着名茶区，宋代时名茶就成为馈人礼品，寺院里饮茶之风颇盛。僧侣们常在雄丽的殿宇楼阁之下，聚会研经，并汲山中清泉，煎水烹茗。每年春季寺内经常举行茶宴，招待高贵的宾客，自然也要举行茶宴。径山茶宴，有一套固定和较为讲究的仪式。佛徒们围坐在一起，按照程序和教仪，依次献茶、闻香、观色、尝味、渝茶、叙谊。先由住持法师亲自调彻香茗佛茶，以表敬意。尔后命近侍一一奉献给赴宴者品饮，这便是献茶。僧客接茶后，先打开碗盖闻香，再举碗观色，接着才是启口“啧喷”尝味。一旦茶过三巡，便开始评品茶香、茶色，称赞主人品行。然后，说佛谈经，谈事叙谊。“经山茶宴”时既有鉴评各种优质茶叶的“斗茶”竞争游戏，还有把粉末茶用开水冲泡调制的“点茶法”。

元明清各代都有景慕径山风光、寺中品饮高致的人到径山游览进香。如明代王洪、王徽、王澎、王沂等，曾在径山松源楼聚会品茗，并作联句：“登高喜雨坐僧楼，共语茶林意更幽。万丈龙潭飞瀑倒，五峰鹤树片云收。碑含御制侵苔碧，径起昙花拂暑秋。还拟凌霄好风月，海门东望大江流。”山堂夜坐，汲泉渝茗，芳香四溢，意畅心清，这也是对“径山茶宴”的生动写照。

南宋时，日本佛教高僧大启禅师和圣一禅师，皆曾于公元1235年前后来径山结庐憩息，研究佛学，并将径山茶的碾饮之法（“末茶”）和茶具（“天目碗”）传到日本。公元1259年（南宋理宗开庆元年），南浦昭明和尚来中国，拜径山虚堂和尚为师。“南浦昭明由宋归国，把茶台子、茶具一式，带到崇福寺。”（据《续视听草》与《本朝高僧传》）《类聚名物考》记载得更明确：“南浦昭明到余杭径山寺浊虚堂传其法而归，时文永四年。”“茶道之起，在正元中筑前崇福寺开山南浦昭明由宋传人。”正是南浦昭明把“径山茶宴”的做法和精神带去，才逐渐发展成为日本的“茶道”。

“径山茶宴”虽然影响很大，但“茶宴”之初并不始于寺院。南北朝时，“每岁吴兴、昆陵二郡太守采茶宴会于此”。（山谦之《吴兴记）)以茶为主的茶宴屡见于唐代诗篇，例如：钱起（722一约780年）《与赵茗茶宴》：“竹下忘言对紫茶，全胜羽客醉流霞。尘心洗尽兴难尽，一树蝉声片影斜。”描与竹荫之下，吸饮紫笋，兴味之至。钱起还有《过长孙宅与郎上人茶会》诗，把“言谈兼藻思，绿茗代榴花”写得兴味盎然。鲍君徽（约 780年前后）《东亭茶宴》有句：“闲朝向晓出帘柑，茗宴东亭四望通。”“坐上此中无限兴，更怜团扇起清风。”李嘉佑（719一779年）《秋晚昭隐寺东峰茶宴送内弟阎伯均归江州》云：“幸有茶香留稚子，不堪秋风送王孙。”吕温（774一813年左右）的《三月三日茶宴序》常为人们征引，这篇短序介绍了茶宴的缘起，茶宴的优美环境，茶汤的香气、颜色，茶宴令人陶醉的感受。规格最高的则要数宫廷茶宴，宋代蔡京《延福宫曲宴记》描述了宋徽宗赵估以茶宴赐群臣的情景。而且，“斗茶”之戏，碾饮之法，典籍之中也早有记载。由此可见，“径山茶宴”并不是首创，而是在吸收世俗茶事有益养料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起来的。佛门茶事与世俗茶事的互相学习、补充、影响，贯穿于中国茶文化演进和提升的长期过程。孤立地割裂开两者之间的联系和影响，就无法清晰科学地把握中国茶文化史的脉络。

佛门茶俗远远不仅是上述问题，而且谈及的几点也只是初步的探讨。我们希望有新资料的发现，以使某些蒙上历史迷雾的问题得到澄清和正确的解答。